柏杨终其一生以“大陆型知识分子”自命，执着于中华文化的解构和再造。随着他的离去，台湾老一代“大陆型知识分子”已然花果飘零，同样年迈的李敖、余光中之道倍显孤独。

　　柏杨一生光怪陆离、起伏跌宕、富有传奇色彩。之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，他是一个标本人物。他不想做“大师”，声称自己只是一名“独自作战的游击队员”，或能指出我们的文化病和社会病在哪里，却没有能力治病救人。他又是一个文化人格多样且悖反的人物，想做一名振臂一呼的公共知识分子，却又对自己的无能为力心怀体谅。

　　提柏杨，当然绕不开使他声名鹊起的那本“奇书”———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在书中，柏杨以“恨铁不成钢”的决绝态度，强烈批判中国人的“脏、乱、吵”、“窝里斗”、“不能团结”、“死不认错”等习气。凡此种种，可能不无激愤，但越过辞藻里的恨意，我们分明感到柏杨先生对中华文化深沉的大爱。这本书后来在大陆出版，迅速引起热烈反响，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，以及于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，不能不说都起到了领衔和启蒙的意义。

　　从冷静批判的《中国人史纲》到激烈指责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，再到近年出版的沉淀之作《我们要活得有尊严》，这既是柏杨一个人的思想史，也是社会变迁的发展史。经由这一思想历程，我们看到，柏杨渐渐从个人的得失毁誉中走出来，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兴衰荣辱。垂垂老矣的柏杨，即使在抱病在床期间，念念不忘的只有两个字：尊严。我们要做一个有尊严、也尊重别人的尊严的人，有诚信能力、也有包容能力的人。

　　柏杨曾言，19世纪的中国是“羞辱的痛苦世纪”；20世纪的中国则“充满了惊涛骇浪”，那么21世纪的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将会是怎样呢？按照他的意思，大概是“有尊严的中国”以及“有尊严的中国文化”。或许唯其如此，我们才能告别“丑陋”，赢得尊重以及“美丽”。柏杨应无遗憾，他铮铮铁骨、为中国文化上下求索一生，已经撒播了“美丽”的种子，给中国人留下了“美丽”的剪影。他堪当是最“美丽”的中国人。

　　□张若渔(湖南 教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