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2007年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、南方都市报和腾讯网承办的《中国水危机与公共政策论坛》上，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的赵华林副司长说，在太湖蓝藻危机爆发后，江苏省实行“河长制”——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每个人包一条河的污染治理，将治污责任明确到具体地方官员。律师田坤发表了对江苏实行“河长制”的不同意见，他认为这是典型的人治。 （11月28日《南方都市报》）
 
    “河长制”在中国由来已久。据《史记夏本纪第二》记载：尧时，鲧任“河长”，治水“九年而水不息，功用不成”。舜时，大禹子承父业，新婚不久即担任“河长”，“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”，“劳神焦思，居外十三年，过家门不敢入”，最后“四海会同”，“天下于是太平治”。眼下，太湖治污已普遍推行了由各级党政“一把手”担任的入湖河流“河长制”，挂帅抓治污，承担对各条入湖河流水质改善的责任。据媒体报道，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也担任了3条主要入湖河流的承包人，这在我国的环保史上，可谓绝无仅有。
 
    环保工作抓到这种份上，按说已是相当见决心的了，不过还是被“挑刺”的人发现了问题。看起来，减排治污、环境治理到底该如何“治”，确实应该首先厘清制度路径的问题。
 
    长期以来，中国的社会治理太喜欢人治，喜欢人治的原因是没有法制，没有法制的原因是法制不健全只好人治。这个悖论其实忽略了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普遍法治基础上的“自治”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治理。社会治理是如此，环境保护、减排治污更是如此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感叹“环保风暴”没有出路，也正是因为他意识到，缺少公众参与的“环保风暴”，刮得再猛烈也只是人治，只是“官治”，而不是一种可以持久的制度力量。虽然“风暴”刮得一次比一次猛烈，效果却会逐渐减弱。
 
    而有公众参与的“人”治不同，因为他们的生活直接面对污染，身体直接受到污染的侵害，因此他们是最有力的环保先锋，他们不会容许任何人糟蹋他们的土地和河流。然而，这股最天然、最环保的力量，却屡屡被有关部门排除在“风暴”之外。一些基层政府对人民群众的维权行动予以强力压制，对能给本地区带来GDP的污染大户却睁只眼闭只眼，甚至在“风暴”来临之时暗中保护。这就是为何各地环境事故“按下葫芦又起了瓢”的原因。
 
    环保的希望在于公众参与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言，当前中国环保形势仍然十分严峻，公众参与程度太低是重要原因之一。解决中国严峻环境问题的最终动力来自于公众，公众应该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，对各类环保公共事务进行深度参与。然而，吊诡的是，谁都承认提高公众参与度的必要性，可在现实中，公众的力量又屡屡被有意无意地忽视，甚至排除在外。在我看来，这才是我国完善的环保制度建设不起来的真正原因。
 
    去年10月，以“铁碗”著称的江苏副省长仇和就在全省电视电话会议讲话时要求，用“最坚决、最严格、最彻底”的措施，彻底整治“小化工”环境污染和安全问题，但仇和的讲话随后就淹没在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蓝藻风波里。前几天，同样是赵华林，他转述某省的一名主要负责人的话说：“哪个地市完不成减排任务，地市党政一把手就地免职。”——你们看，无论是“铁碗治污”，还是“就地免职”，乃至所谓的“河长制”，其实都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，我们看到的只是党员干部在治污，是一把手在治污。若说这不是人治，有谁信呢？